高考的故事
1966到1971年，我国大学停止招生。1972到1976年，大学按照“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16字方针推荐上大学。从这个16字方针可以看出，推荐上大学不需要学习考试，只需要“领导批准”就行。我就读书还行，也想上大学，但对于这种招生政策，我感到希望渺茫。于是1977年初，我就结婚了，就在农村跟着父老乡亲们修地球算了。记得1977年9月初，我在棉花地里浇水，高中同学桂胜祥到我们湾里“守水”，他左手一把锹，右手一本书。我说你总是手不释卷啊，他说今年可能要高考。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如果今年推荐上大学的话，现在新生都应该上学了，但今年完全没有动静，所以我估计今年要高考。我问恐怕还是要先推荐，再考试吧？他说不知道；我问家庭出身成分不好的人要不要，他说不知道；我问结了婚的人要不要，他说不知道。但当天晚上我还是把化学课本找出来看了一下，由于我觉得，大学招生一定不会要结了婚的人，思想上没有复习的动力，课本上的绪论没有看完就睡觉了。
1977年7月，邓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他复出的第一件事，就是部署中科院长方毅、教育部长刘西尧，在全国找几十位有权威、敢说话的专家教授召开一次科教工作座谈会。1977年8月4日到8日，全国科教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小平同志全程主持会议。8月6日，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在会上发言，他提出为了保证大学新生质量，快出人才，就应该恢复高考的建议。查教授的发言，得到了与会专家教授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小平同志当场拍板，要求刘部长把8月4日发下去的当年推荐上大学的文件迅速收回，哪怕晚几个月，1977年一定要恢复高考。
后来，查全性副教授的三个子女全部考上大学，我的这位姓桂的同学考上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这所大学是当时湖北省6所重点大学之一。
不出桂胜祥同学所料，1977年10月21日，我从大喇叭里听到了要恢复高考的消息，知道了高考招生采取“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12字方针。招生对象的年龄放宽到30岁（实际上后来有35岁的也被录取了），家庭成分不限，婚否不限，只是已婚者必须报考大专院校。机会来临了，心里有底了，失望的心情重新燃起了希望，复习报考的劲头马上就来了。虽然白天要参加生产劳动，但晚上总是学习到深夜。虽然离考试时间很短，好在我读高中时的1973年，得到了一套编写质量非常高的正规教材，有利于自学。说到这套教材，也要感谢伟人邓小平，1973年初，小平同志第二次复出，我们就得到了这样一套高质量的教材。
1977年的高考时间是12月6—7日。小平同志知道我们老百姓的贫困，每人只收5毛钱的报名费，可是我为了这5毛钱，媳妇跟我借了个满湾。12月5日下午，我和其他报考的同伴背上大米和被褥，步行到20多里地的凤凰中学参加高考。虽然复习劲头很足，教材也不错，但由于“文革”期间上学，没学到什么东西。加上考前只有40多个晚上的复习时间，尽管当年高考题目比较简单，但对我这样高中毕业以后，只跟泥土打交道，跟文字无缘的人来说，知道自己会名落孙山。考试以后我还像原来那样的劲头学习，半年以后，参加了1978年7月的高考。尽管物理考试发挥失常，但总算过了280分的录取线。考试以后，伏旱连秋旱，我被派到宝龙公社缪家围清挖抗旱的沟渠。10月24日，生产队里来人把我从水沟里拉起来，把录取通知书交给我说：“你再好了哇，回去上学啦。”我打开通知书一看，知道我已被黄冈师专录取，学习生物学专业，这也是我现在的网名叫“生物之李”的缘由。1977年，参加考试人数570万，录取27.3万；1978年，参加考试610万，录取40.2万。
下面是我在高考复习中和考试以后的几件事，向老师和同学们汇报。
1978年6月初的一天，生产队长安排小麦脱粒。我被安排在上半晚上，干的是将“草头”甩到门板上，把“䌁子”抽出来，提供给喂麦的人。我一般一口气甩六个草头上去后，就在“突突突”的动力机边坐一下。没想到有一次竟然睡着了。直到门板上的麦子快完了，被别人吼起来又继续甩。那天晚上麦芒扎、灰尘呛、机器炒，搞得又热又脏又累。换班时想，下半晚上干脆不学习，洗个澡好好睡一觉。没想到洗完澡后，“精神头”又来了，又在柴油灯下继续学习。直到队长喊出工，开门一看，天已蒙蒙亮，没办法，操起家伙出工去啰。
那年出工，身体出力，脑壳总在想问题，“歇烟工“时，就找一个瓦片就在地上做题目。有一道排列组合方面的数学题，不知道想了多长时间，没搞出来。一天晚上做梦，感觉很特别，醒来一回顾，竟然刚才在梦中把那道题目做出来了。一方面想到梦中解题太神奇，另一方面又特别有成就感。
1977年春节后，受“读书无用”的现实影响，我弟弟读了半年初中就辍学，去学理发手艺。学了半年以后，理发师傅的爸爸回来探亲，不要他儿子带我弟弟。我弟弟又回到长岭中学读初二。学了个把月，国家决定恢复高考。我在高考复习的同时，又辅导弟弟的初中课程。在1978年的中考前夜，我还跟他抓到了“剩余价值”、“四大发明”等20多分的中考题目，使他有惊无险地考上重点高中——宝龙五七中学，两年后的高考又顺利考过重点线。
1981年8月，师专毕业后，我被分配在城关高中担任生物教学工作。生物学是高考科目，我对我的每一届学生，都要把我的这三个故事，讲给他们听，以激励他们刻苦学习，实现梦想！
1978年6月初，张店公社组织报考的考生，到张店中学参加考试，以便把考得比较好的选拔几十人，分别在张店、长岭中学停工复习一个月。那天，我考了张店公社第一名，在长岭中学复习了一个月，当时我们班参加复习的同学还有罗天福。天福同学当年高考过线，考分297.5分。罗东生同学报名参加高考，由于他是教师，有教学任务，没能参加长岭中学的复习，但经常跟我和罗天福同学探讨复习中的问题。东生同学当年高考分数接近录取线，我想，他要是能跟我和天福同学在一起，专门复习一个月，高考过线肯定没问题。
1977和1978年的中考和高考，我们班9人过中专线，6人被录取；三人过大专线，两人被录取。据林泽元老师讲，在汪集高中1974届的五个毕业班中，中高考过线和录取人数，我们二（3）班是最牛的！
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迅速扭转了那时“读书无用”，“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社会意识，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新风。记得，由于我当年考分刚过线（283分），我们大队小学校长跟我说：“我跟黑书记（时长岭大队书记沈基发）说了，如果你今年走不了，明年就到大队去教书。”她还说：黑书记说了，毕竟两千六百多人的大队，只你一个人考上大学。像这样任人为贤，唯才是举的用人方式，在恢复高考以前，是很难想象的。
上大学以前，要把自己的农村户口转成商品粮户口。我到张店公社转户口时，找到办户口的“特派员”的办公室，拿出录取通知书，特派员拿出一本卡片，在上面填了几个空，就撕下来给我说办完了。那时候一个农村户口，要想变成商品粮户口比登天还难，而上大学转户口，分分钟搞定，那种感慨呀，别提了。
从恢复高考起，我们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命运从此交汇在一起，改变了我兄弟俩和桂胜祥等许多人的命运，也改变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恢复高考以来，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科技和管理人才，使国家的发展迅速进入快车道。我们国家从一个贫穷落后的经济体，通过恢复高考后31年（2010年）的改革开放，GDP超过日本，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年恢复高考功不可没！
1977年，湖北省六所重点高校：武汉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武汉测绘学院（武水后更名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测后更名武汉测绘科技大学，这两所学校于2000年，并入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后更名华中理工大学，今名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地质学院（后更名武汉地质大学，今名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湖北建筑材料工业学院（后更名武汉工业大学，再后来并入武汉理工大学）。
1977和1978年高考和中考，我班大、中专过线的同学。
大专过线3人：桂胜祥(1977)、李金安(1978)被录取，罗天福(1978)未被录取。
中专过线9人(1977)：吴树华、汪翔、汪玉华、桂先银、桂华山、蔡昌华被录取，罗天福、沈万才、沈幼安未被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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