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企裸辞去考研，我成为余华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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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撰文｜灯灯
十点人物志原创
在28岁写下第一篇小说之前，叶昕昀从未想过自己可能具备小说家的天赋。
人生的前25年，她过得循规蹈矩：一个来自云南边陲小镇的90后女孩，本科学的是劳动和社会保障专业，毕业后回到老家的国企上班，做行政工作，等待她的是结婚生子，组建自己的家庭。
转折发生在工作第三年。国企的日子看似安稳，叶昕昀却深感无法适应。她决定辞职考研——和大部分年轻人一样，考研主要是为了逃避上班，找个三五年内能承接自己的地方。
苦战两年，叶昕昀终于得以进入北师大读文学创作，成为作家余华的学生。
余华对叶昕昀的初印象是“不怎么说话，一副冷眼旁观的表情”，因为她既不主动给导师发作品，微信群讨论某个文学话题时也不发言，每次只在讨论结束时说一句“谢谢老师”，还是跟在其他同学的“谢谢老师”后面。
直到研究生快读完，叶昕昀才给余华发了三篇自己的小说，提出想报考他的博士生。余华读后很震撼，“这已经不是学生的习作，而是成熟作家的优秀作品”。他问叶昕昀有没有发表过小说，叶昕昀回答没有，余华说，“你是没有发表过小说的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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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在《我在岛屿读书》提到叶昕昀
前不久，我在北京见到了叶昕昀。如今，这个纤瘦的云南姑娘已经博士三年级了。她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小说家，刚刚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最小的海》。
书里，她写身体残缺、命运纠缠的男女，写同时失去了自己孩子的母女，写互相仇恨而又无法分离的姐妹，笔法老辣，情节跌宕。读她的小说，常让我感觉像是南方的冬天，在没有暖气的房间里烤火，身上很冷，脸却微微发烫。
我和叶昕昀聊了聊她的创作和生活，最终发现，这个故事不仅仅关乎一个年轻人如何发掘了自己的文学天赋，更关乎一个内心持久动荡的人，如何找到了属于她的锚。
以下根据叶昕昀的讲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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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打工人到小说家
2014年，我大学毕业，回到云南曲靖，在离家不远的国企上班。
我本科学的是劳动和社会保障专业，原本应该分到人力资源部，但后来被调到市场部下面的综合事务处，每天的工作是写会议纪要、做各种会务工作、走合同这些很琐碎的事情。
没过多久，我发现我的性格融入不了国企的环境。我不喜欢与人打交道，每天却要接二十几个电话，所有工作必须和人沟通才能展开。入职时新员工培训，培训师让我们测MBTI（十六型人格测试），大家几乎都是E打头，只有我是INFP，引来了群嘲。我至今记得那种来自一群E人的压迫感。
每天在办公室，同事们聊的话题都是孩子、老公、买房买车。我坐在他们中间，显得格格不入。我感觉我的生活是停滞的，一想到往后10年、20年还是这个样子，我感到非常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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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企时的办公室
上班才半年，我就不想干了。周围的人都劝我忍忍，说这么快辞职，不好找下一份工作。我想那就忍一忍吧，也许我刚进入社会，还没有适应。可我努力了三年，还是适应不了，我就觉得不能再这样把生命浪费下去。
我决定辞职考研。上班不适合我，我又不能干坐在家里，考研是最好的选择。父母强烈反对，我妈甚至气得要和我断绝关系。在她的世界里，国企已经是很好的归宿。
虽然这些声音没有对我造成太多干扰，但第一年我还是选了不那么冒进的方式，白天上班，晚上回出租屋备考，上班间隙也在偷偷背单词。
北师大文学院是众所周知地难考，我又是跨专业考研，难度更大。第一年我报的是当代文学方向，初试成绩出来，距离复试线还差6分，却刚好达到文学创作与批评方向的复试线。
这个成绩给了我极大的信心。第二年，我改报文学创作与批评方向。那时我攒下了一笔存款，于是辞职背水一战，每天从早上八点闷头学到晚上五点，为了节省洗头的时间，用剪刀把头发剪到极短，大半年里体重一路飙升，报名确认时拍的照片堪称这辈子最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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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职在家备考时的书桌
考研的过程很艰辛，好在结果得偿所愿。
回到学校的每一天，我都几乎开心到想要落泪。研究生前两年，我全身心地享受着失而复得的校园生活：上课、写作业、去资料馆看电影、在图书馆读小说，偶尔有灵感的时候，写一些片段式的东西。
在我们专业，老师上课时不会直接教给你写小说的技巧，但他们会告诉你，什么样的小说是好的小说。我的阅读量，以及对文学的理解，都因此而有了很大的提升。
到了研二下学期，毕业的压力开始逼近，我不得不再次考虑出路的问题。身边的同学陆陆续续有了创作成果，我很焦虑，不确定自己究竟有没有写小说的才能。
我决定试一试，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写起。一个个故事元素开始慢慢浮现在脑海中：云南特有的高原烈日，将一座小县城照得明晃晃的。县城里有一座寺庙，庙里有一间卖香烛和文书的厢房，房内有一个坐轮椅的女人，她在等待一个独眼男人……这个故事便是后来的《孔雀》。
因为想报考余华老师的博士生，我将《孔雀》和其他两篇小说发给了他。余华老师是我硕士期间的作家导师，我有他的微信，但从来没有给他发过自己的小说，害怕不成熟的作品对他来说是个负担。
两天后他回复我，“你不用怀疑自己能不能写小说，你这方面已经成熟了”，“你是没有发过小说的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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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镇女孩的动荡童年
我以前从来没想过，我的人生会和文学有什么联系。
记忆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在全县作文竞赛里拿了特等奖，得到了一本证书和老师们的夸赞。与此同时，一位同学在数学竞赛里拿了特等奖，获得的是县一中的保送名额。也许是从那个时候我意识到，在我身处的环境里，有些才能并不能被转化成更为实际的需要。
我的家乡在云南省曲靖市下辖的陆良县。那是一个贫穷且闭塞的地方。我上高中以前，县里治安很差，整个环境非常混乱，抢劫、拐卖、吸毒都算小事，杀人也时有发生。
我有个关系亲近的表姐，是我二姑姑的女儿。她的丈夫以前在道上混，后来表姐夫可能是得罪了什么人，有人趁他不在家的时候，来家里把表姐和他们的女儿杀掉了。
那时我才上初一，对一切还缺乏认知的年纪，去参加亲人的葬礼。我永远忘不了那个画面，表姐的棺材被抬出来，上面盖着一层被血染透的棉被，高原强烈的阳光照在紫黑色的血迹上，呈现出一种非常浓烈的色彩。
很多人说从我的小说里读到了一种动荡，我想这和我的童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你能想象吗，一个小孩子，每天活得担惊受怕，早上一醒来就感到恐惧，不知道这一天又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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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叶昕昀和妈妈
尤其是小学五六年级那段时间，我妈没有工作了，她原本在我们当地的丝厂工作，后来丝厂倒闭，她为了方便照顾我们，就干脆在我们住的小区做门卫，夜里经常需要值班。虽然她值班的地方离家只有几百米，但每逢她值班，我晚上就睡不着，辗转反侧地想我妈会不会有危险，外面要是有人硬闯进来，她一个女人该如何应对。
我爸爸是事业单位的技术人员，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算是动荡生活里的一点安慰。但这份安慰也很有限。我小时候总怀疑，爸爸家族的女性是不是受到了某种诅咒，否则为何都不能善终？
我的大姑姑和她的女儿都患了乳腺癌，大姑姑的女儿乳腺癌晚期，几年前去世了。小姑姑今年10月也因为腹膜癌去世了。《最小的海》中有一篇名为《日日夜夜》的小说，女主角罗佳是一名乳腺癌患者。有读者看完感叹我在医学方面的描述很精准，那是因为我亲眼见证过一个人从查出癌症到死亡的全过程。
内外部环境的持久动荡，让我对安稳的生活产生了强烈的渴望。我上大学的时候还很恋家，别的同学寒暑假都在实习和旅行，只有我一放假就回家和父母待在一起。毕业后进入国企，依旧住在离家不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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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昕昀
然而，真正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安稳后，我却发现那不是我想要的，或者说，我适应不了。
我从小就很难融入集体，是所有场合的局外人。在大人眼里，我不爱说话，喜欢一个人待着，成天“丧着个脸”，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孤僻小孩。
可能有些人天生对这个世界的眷恋没那么深。我从记事起就开始想象，未来我会以何种方式死掉。整个中学时代，我只读张爱玲的小说，翻来覆去地读了好多遍。她在作品中呈现出的悲凉，以及她对爱情和人生那种悲剧性的判断，让我找到了深深的共鸣。
长大后进入职场，我依然是被边缘化的角色。领导常用升职加薪来激励员工，但这些手段在我身上统统不奏效。于我而言，这些事情都没什么意思，它们无法激起我努力的兴趣。
可当我看到别人都适应得那么好，工作两三年就开始结婚、买房、生孩子，走入既定的人生轨道，我还是会痛苦地想，为什么只有我适应不了这个世界？我到底想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考上研究生的时候我特别高兴，因为这是我二十多年来，第一件发自内心想做的事情，我努力了，然后我得到它了。得知被拟录取的时候，我哭着给爸妈打电话，那时候我想，命运终于眷顾了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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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师大校园的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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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确定的时代，找到一件确定的事
申上余华老师的博士后，我又多了几年可以专心写小说的时间。我当时跟自己说，再给自己三年时间，看能不能写出来。
从2021年春天开始，我进入了一种更规律的写作。我习惯在宿舍写，拉上床帘，戴上降噪耳机，很安静，又能听到一点舍友们讲话、走路的声音。这个环境让我非常有安全感，像是小动物躲进了自己温暖的洞穴。
短则五六天，长则三个月，我沉浸在自己笔下的每一个故事里。有时候写着写着，人物会突然冒出连我都觉得很绝妙的对话，我一下子浑身起鸡皮疙瘩，这是写小说最快乐的时候。
每写完一篇小说，我都会发给余华老师看。余华老师给我的建议大多是方向性的，写得好的地方要放大，写得不够的地方要补充，要是写得太偏了，他会及时地把我拽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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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昕昀和余华
有一次，余华老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觉得我很擅长刻画畸形的人性。起初我不太认同，我说我这些人物怎么畸形了？我觉得他们都挺正常的。
后来看到他给《最小的海》写的序才明白，他说的畸形不是表面的变态，而是深入到人性中，那些我们平时很难觉察到，或者羞于承认的情感。比如一个女性在一段稳定的感情关系中所体会到的厌倦，一对亲姐妹对彼此的嫉恨，一个母亲对亲生女儿的冷漠。
写作是一个自我暴露的过程。我写小说的动力，就是把我对生活的体会和思考，通过小说的形式展现出来，让更多人看到。那些曾经束缚着我的东西，一些隐秘的伤疤和痛苦，无所谓好与不好，它们只是一段中性的、客观的、恰巧存在于我的身体里的经历，需要用到的时候，我把它们拿出来，仅此而已。
如果非要说我的母题是什么，我觉得可能是精神成长吧。对事物本质的深刻理解，会让我的内心更加平静，更加自洽。我很喜欢黑塞的小说，因为他的小说写的就是一个人不断地经历，不断地思考，最终领悟到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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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昕昀在《我在岛屿读书》第二季
今年是我读博的第三年。说真的，读博的生活太快乐了，住宿舍，吃食堂，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后起床看看书，写写东西。
写作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意义是，最起码我找到了一件我发自本心想做的事情。过去，上班、上学都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那都是我为了承担起我的社会角色，不得不做的。
但是写作不一样，我确实想写，也喜欢写，并且能从中获得内心的充盈和平静。我不必继续当一颗螺丝钉，为了维持社会这个庞大的机器运转存在，而是能从写作这项创造性的工作中，找到属于我的世界。
我的经历不是一个励志故事，它带有太多偶然性。我时常觉得，如果不是我突发奇想考研究生，我不会走上写作这条路，如果不是刚好在那一年入学，我可能也没机会选余华老师做我的导师。老家街头那些活在社会边缘的人，我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只不过我偶然间跳了出来，被命运的大手推到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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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昕昀的小说集《最小的海》
如果说在这段分享里，我有什么想说的，那就是：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生活到了需要转变的时刻，并且你也做好了承担相应代价的准备，那就去做。如果没有，请先积蓄好自己的力量。我们无法渴求命运对我们仁慈，但我们终归知道，自己能为自己想要的生活做点什么，付出怎样的代价。
在这个遍布着不确定的时代，过往动荡生活带来的不安和迷茫不会完全消弭，但每当我想到，我还有写作这件事可以做很久很久，内心便又会充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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