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1977】恢复高考，牵动历史的制度变革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序曲，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走过了三十年的历程，其标志性事件就是1977年年底的那次高考。时下，正是恢复高考三十周年的纪念日子。借此时机，回顾中国高等教育三十年来的发展历程，深入挖掘高考制度的社会功能，探究恢复高考三十周年的历史功绩，反思高考制度的价值取向，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恢复高考是中国社会回归发展的信号
三十年前，中国大地发生了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即1978年元旦前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按照各自制定的程序举办了七七级高校新生入学考试，即恢复高考制度。回首往事，恢复高考已经成为一件永远值得纪念的历史性事件。这一在教育内部看来似乎平常的事情，在当时承载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使命，其引发的震动及其对于整个中国社会的影响，当时即显现出来，日后也得到了全社会少有的最大认同。
恢复高考是“文革”之后中国高等教育、整个教育系统乃至全社会走向新秩序的开始。中国教育、中国社会能够一路快速发展走到今天，恢复高考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使经受“文革”重创十年之久的高等教育系统重新启动，并深刻地影响了整个教育活动。尤其是那些亲身经历了“文革”期间高考制度“断裂”以及恢复高考过程的人，对高考制度的恢复有说不尽的“感恩情结”。恢复高考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整个中国社会的走向。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恢复高考改变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轨迹。前些年，曾有媒体评选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社会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恢复高考名列前茅。今天回过头来看，恢复高考绝不仅仅是一种考试制度的回归，也不仅仅是恢复高等教育秩序的一个举措，而是明确预示了整个中国社会开始回归秩序，回归发展。从七七级第一批大学生入校开始，不仅学生们分秒必争，刻苦学习，先生们也一下子焕发了青春，全身心地投入到教书育人、学术研究中来，大学又成为培育英才、潜心治学的家园。恢复高考不仅很快挽回了“十年动乱”造成的损失，甚至还冲破了“文革”前一些“左”的禁锢，搞科研不必再担心“白专道路”的指责，探求真理也不必再担心被“扣帽子”、“打棍子”。正是从那时开始，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走出校门，带着他们在大学里学到的知识和思考，带着他们的责任和梦想走向社会，走出国门。高考制度的恢复与高等教育的大发展，给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汇聚了生力军，提供了强大的人力和智力支撑。
恢复高考对我国改革开放的意义是全方位的，其基本价值是顺应了社会公众对于人才观念的认同，重建了价值体系和观念。“文革”十年废除高考，排斥文明、打击迫害知识分子，不仅破坏了教育秩序，更为严重的是使人们迷失了方向，败坏了整个社会风气，给国家、社会带来了深重灾难。对此，广大人民群众极为反感，极为不满。当时中国的老一辈政治家对此洞若观火，果断决策恢复高考，顺应了民心，顺应了传统的的价值观念。
恢复高考还使得沦为“文革重灾区”的广大中小学，从长达十年的破败、混乱中开始步入正轨。恢复高考为年轻人实现自己的理想铺垫了一条公平之路，激发出了一种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重建了一种“振兴中华，从我做起”的社会信念。恢复高考还使得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又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蕴藏在他们心底的那种爱国热情、探索真理的激情一下子爆发出来。
恢复高考的意义体现在多个社会层面，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纲、从狂热到理性、从政治面貌标准到知识水平标准、从依靠出身成份到仰赖个人努力，等等，无不体现着恢复高考对社会转轨所产生的巨大牵引力和推动力。在这一过程中，从国家的发展重心、人们的追求目标到平民百姓的婚嫁取向，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是恢复高考这一事件丰富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进步的重大意义，它具有典型的信号和象征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它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的认识会更加深刻。
恢复高考对教育的影响是直接的、强大的，很快就改变了整个教育面貌。三十年后，高考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似乎又超出我们对高考的希冀。
大量的回忆性文章显示，对恢复高考三十周年念念不忘的几乎都是当年的亲历者。今天的青年尽管也通过高考读完了大学，但他们没有对高考的“感恩情结”。他们认为高考是读书成长必经的一个环节，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他们的记忆里，高考往往和小学时过重的书包、过多的作业，初中时激烈的竞争，高中三年昏天黑地的学习、复习，鏖战题海相关联，实在引不出什么激情的回忆。他们没有“拨乱反正”的经历，自然没有失而复得的体验。
三十年后，本是基于选拔人才的高考制度，现已逐渐演变成为具有刚性特征的、超越人才选拔的泛功能化制度，赘生出了许多违背教育宗旨的功利性倾向。高考制度正在演变成为整个教育体系的“指挥棒”，尤其对于基础教育的负面影响日益加剧。高考已经从教育过程的一个环节成为教育的目的，成为人才的标准，成为人们衡量基础教育的“试金石”、高校生源质量的“试纸”。那么，高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高考又有何功能？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理性思考。
从本质上看，高考只不过是一种考试形式，是整个教育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与教育过程中的所有活动一样，考试同时具有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功能。高考制度也是如此，两种功能反映出高考的两种价值，即促进人的发展的教育性价值和促进社会分流的社会性价值。
高考的这两种价值在实践中孰轻孰重，以及如何实现两者间的平衡，与多种因素的影响有关。第一，与高考政策制定者的价值选择有关，究竟是从教育制度的层面考虑多，还是从国家制度的层面考虑多。第二，与国家的教育传统和考试传统有关，即国家的教育传统和考试传统是偏重于人的发展，还是偏重于社会的发展。第三，与考生的价值选择或目的选择有关，即考生参加考试的目的是偏重于个人素质和精神的提升，还是偏重于某些社会资源和功利的获取。
从制度的层面来看，高考制度既是一项教育制度，又是一项国家或社会制度。作为教育制度，它是基础教育阶段的终点和高等教育阶段的起点，并把两个教育层次连接在一起。无论是从终点还是从起点的角度看，它都应该体现教育的目的与宗旨，促进人的发展。作为国家或社会制度，它应该体现公平的价值导向，成为实现社会公平的一种制度。但事实上，在高教资源相对紧缺的国家里，高考制度往往是一个强制性的标准，高校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高考分数选取人才。而在高教资源相对充裕的国家里，国家的统一高考并不占重要地位，高考制度往往是一个选择性标准，高考分数只是高校选取人才的一个参考条件。因此，在这个过程中，高考的功能、价值、意义往往都存在着“双刃剑”的作用。世界各国在高考制度的改革中，都在不断地调整高考的形式与内容，尽可能降低高考的负面作用。一般来说，各国对高考都有某种程度的强制性规范，其规范的出发点就是要遵守公平和效率两个原则，其中对公平的要求更高。在强调公平的前提下，各国改革的动向就是在不断地摆脱单纯以高考分数作为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以及不断增加综合测评的内容，促进高考制度的多元化。
在我国，现代社会转型的加速，以及对人的发展和教育本质认识的不断深化，加快了社会对教育和高考制度改革的诉求。30年来，中国社会在变，高等教育在变，高考也在变。高考从形式到内容，从技术到手段，较之三十年前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但若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持续变化相比，与国际上各国的高考制度变革相比，我国高考的改变就显得滞后。尤其是随着高考制度越来越走向精细化，高考功能愈加泛化，以及附加给高考越来越多的非教育性功能，高考的适应能力与包容的范围也就越来越低。在我国，高考的负面作用还对基础教育产生着消极影响。孩子们从走进小学校园的那一天起，就承受着沉重的考试压力，而这种压力产生的根源与终端就是高考。在这种背景下，高考也成了一个人们诟病的词汇。
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的每一个环节，从办学体制到投资和管理体制，从免费教育到成本分担，从统一分配到自主择业，几乎都有了重大改革，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逐步走向大众化、人才评价标准和质量判定标准多样化的今天，国家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精英教育与大众化教育并举的时代，如果再坚持使用一种选拔制度与选拔标准或依旧沿用精英教育的选拔方式，就不合时宜了。
为什么本应该是教育一个环节的高考制度能够成为教育的目的和整个教育的指挥棒？高考造成这种状态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除了高考本身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在起作用？在我们看来，至少还可以从价值选择、制度和文化层面三个维度解读这个问题。
第一，作为一种对价值和标准的选择过程，高考制度应增强适应性。例如，当年恢复高考的时候，因为国家百废待举，要开展高效率的建设，急需有知识的人才，因而恢复高考在更深层次上反映了当时决策者中的价值倾向：以国家利益为重，效率优先。而今天的社会价值标准已经在发生变化，目标是建设和谐社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那么考试的形式和内容也应该发生相应改变。
公平始终是高考制度的一个重要目标，统一高考无疑是一种最公平的制度。但若放在整个教育公平的视野下，显然仅有高考公平还是不够的。如果整个教育状态距离公平还有差距，高考公平将很难支撑起教育公平的盘面。此时的高考公平恐怕也就失去了根基和价值。近年来，我国政府对义务教育和农村教育投入巨资，就是在构建一个公平的教育体系，就是在建构一个公平的教育制度根基。我国近年来虽然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快速进步的时期，但是仍属于发展中国家，人口多，自然资源不足，包括高教资源、就业资源在内的各种社会资源仍然紧缺。高考制度的公平，还必须建立在教育公平、社会公平的基础之上。
第二，高考的问题出自整个社会对人才选拔及评价标准存在某种缺失。当年恢复高考是为了纠正社会上人才评价与选拔标准价值倒置的状态，而今天高考被异化也在于它成为了唯一的社会人才选拔和评价标准。从古代的“学而优则仕”，到“文革”的“唯出身论”，再到后来的“唯学历论”，无不体现了人才选拔、人才评价模式的单一性或唯一性。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讲一个故事来说明：让你在最短的时间里回答，医生和厨师谁的地位更高？中国人大多会回答医生的地位高，但很多外国人却说这个问题不确定。当医生饿了的时候，厨师的地位高；当厨师生病的时候，医生的地位高。这个故事耐人寻味。
我们的传统是将人以及职业分成等级而不是类别。因此，说了那么多年“人无高低贵贱之分”、“每种职业都是平等的”，在实际中却行不通。为什么如此？根源还可以从整个社会的观念、制度背景中去寻找。三十年来，我们的社会用人、用工标准一直在强化学历，即受教育背景的唯一性。无论是政府用人还是企业招收员工，几乎所有的职务晋升，高学历是唯一的“硬通货”。在高等教育资源稀缺的情况下，高考是决定哪些人可以获得这种“硬通货”的一个标尺，高考与用人标准形成了刚性联接，基础教育又与高考形成了刚性联接。在我们这种人口众多、资源有限的发展中国家，高考与用人标准的刚性联接导致了争夺资源与争取接受教育机会的直接挂钩。从高考回溯，以考试为典型的选拔竞争在不断下移，乃至幼儿园都以传授知识甚至在应试教育的起点上占先为招牌。而儿童、少年、青年的身心健康发育，心智、人格、能力的全面发展则处于被社会视而不见的尴尬地位。三十年来，一直不断有教育界专家、各界的有识之士站出来呼吁缓解高考压力，破解应试教育困局，也提出了不少解决之道，比如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建立健全职业资格制度。教育主管部门也曾为此作出过不懈的努力。但是这些努力没有得到有效响应，没有对用人标准的唯一性形成冲击，或者说没有动摇社会总体的人才观念。
高考制度的功能异化，就在于不断地强化人才的选拔功能，而弱化了人才的培养功能。回头来看，我国历史上的人才选拔制度，其共同的弊端就是重选拔、轻培养，重指标、轻能力，甚至是只选拔、不培养，只看指标、不看能力。这种选拔方式往往压抑了创新的灵感与激情。在高考这个问题上，长期以来反复争论的“宽进严出”与“严进宽出”，其本质就是对选拔人才与培养人才何为重点的争论。“宽进严出”其实就是淡化考试的刚性，通过教育的培养过程来选拔人才；而“严进宽出”则是强化高考的刚性作用，把高考成绩作为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
进入新世纪以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和“公平公正”成为中国社会的发展目标。社会价值选择已经从国家整体为中心转变到国家与个人兼顾，从效率为中心转变到效率与公平兼顾。我们要呼吁的正是在“人本”和“公平”两大价值选择下，高考制度要有新的设计。
第三，对高考制度变革的思考没有跳出教育和纯制度文化的思维框架。悠久的文化和教育传统造就了我国特有的教育文化和考试文化，其中也包括高考文化。在我国，无论是教育制度还是高考制度，都在体现文化的内涵。在思考与寻找我国高考制度改革的路径时，尤其是面对我国高考制度的改进时，仅作教育制度层面的思考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社会观念的层面考虑高考制度背后的观念文化。
高考的问题是思想观念问题在教育领域的具体反映，是人们对人、对人才、对人的发展认识的偏差所致，是因为过分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社会价值、人的创造财富的价值，而忽略了人的自然属性，如身心健康等。当这一思想和价值仅为一小部分人拥有时，不会对社会产生太大影响；但当其成为社会价值体系的一部分，甚至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时，其危害就大了。高考问题之所以在初期没有出现，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日益显现，其原因恐怕就在于此。这恐怕也是高考问题迟迟得不到很好解决的原因所在。人们思考高考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不应局限在教育内部，而应该从思想观念层面、价值层面去挖掘根源。高考问题出在教育，而其深刻的根源却在社会思想价值观念。
目前在我国教育领域内还有一些诸如此类的问题，如就业问题等。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如不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只在教育内部寻找答案是无益的。对于今天的高考问题，我们的价值取向应该是，充分尊重人的自然属性的发展，让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协调发展，在这一观念下构建社会制度、教育制度和高考制度。
三十年前的高考曾经使很多人欢呼雀跃，今天的高考则引发人们更多的思虑。恢复高考已经走过了三十年，由此开始的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上演了轰轰烈烈的壮丽场面。然而，高考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仍有大量的任务等待着我们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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