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能否超越高考？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29期，原文标题《高中语文：能否超越高考？》，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对一位有追求的高中语文老师来说，最大的成就感则是他所提供的教育，在高考之后孩子更为广阔的人生里仍然有着意义。
主笔/丘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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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是许多人最后一个系统学习语文的阶段
记忆中的语文课
因为这个选题，我和我的高中同学又凑在一起回忆了当年的语文课。我们所在的班有点特殊，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文科实验班，算是全国第一个得到教育部认可的文科实验班。2000年我们入学的时候，它还采取在全北京早于中考提前招生的方式获得生源。在这个30人的小班，从高一开始就有一系列教学设计鼓励大家在文科方向的发展。我的同学们，一致的特点是对文科都怀有浓厚的兴趣，有人极度偏科，有人理科成绩也并不差。总之，那时北京乃至全国都把“数、理、化”科目的表现作为区分学生的标准，文科实验班的存在就好像沙漠里的一片绿洲。
语文课无疑让我们有着生动的记忆。语文老师叫朱建军，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为人温和儒雅。我能想起第一节作文课，他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圈，让我们以此为题自由发挥。要知道数月之前，我在初中都还在练那种写人记事类型的传统记叙文，内容也经常是“我出车祸，妈妈献血救我”那种企图打动人的胡编。在不适应中我没能当场写出什么满意的文章，倒是记得朱老师赞赏的一篇叫做《一孔之窥》的作文，来自同学杭玫，讲一只王母娘娘的梳妆镜如何经过了密码锁、猫眼儿、镍币等几次变形后，最终成为一只教师的怀表。它让我开始琢磨应该把想象力用于叙事的“正道”，要放弃虚情假意的编造。
我还能想起朱老师讲语文书第一课《荷塘月色》，没有像初中那样针对课后习题一道一道给出答案，而是开放性地提问大家最喜欢文章中的哪个部分。一位同学说他觉得文章结尾很妙，“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生息也没有，妻已睡熟好久了”这句，因为那让宁静的氛围一直延续下去。朱老师表扬了他，说那是他从未注意过的地方。
我的同学刘子超还记得在学校遇见朱老师的时候，他的手里总是拿着一本与课本无关的“闲书”，那似乎也是一种提倡学生进行课外广泛阅读的暗示。让他至今还会想起的是每周都要完成的札记，一种独立于课堂作文之外更为随意的训练，文体、内容和题目统统没有任何限制。他期待打开本子后去看朱老师清秀楷书写下的批注，也盼望着班里其他几位热爱创作的同学交换本子互看，那成为一种相互比试较量的激励。他现在是一名作家，刚刚完成一本中亚游记的写作出版。他把自己对写作的热忱和创作的自律归于高中时代这种“札记”机制的唤醒。
另外一位同学黄海，对语文课开头十分钟的“信息交流”难以忘怀。在那个环节里，会有同学轮流登上讲台分享最近正在阅读的书、听的音乐或者看的电影。他认为那非常具有仪式感，因此作为少年的他总会想着要精心准备，要让别人知道自己在做一些有趣的事情，能给大家带来新鲜的观点。也是在这个过程里，他找到了比纸上文字更适合他的表达媒介。他和我回忆，有一次朱老师的语文课正赶上北京电影学院的独立影像展有片子放映，于是他尝试着和朱老师请假前往，没想到老师欣然同意。黄海在高中毕业前就打定主意要当编剧，大学毕业后也就顺利地进入了这个行业，如今已经是资深编剧。
以高考成绩来衡量，我们班的表现相当不错。那年北京市的高考文科状元阎天就出自我们班，考入北大和清华的人数也达到了16人。不过高考只是人生的节点，不是全部。后来大家的职业有作家、编剧、导演，也有学者、编辑、记者，大多数人都选择在人文社科领域继续自己的探索，而那些好奇心的种子，就在高中课堂上埋下。我们倾向于用开放、自由、包容、多元、思辨、跨媒介等等词语形容对当年语文课的印象。当课堂上那些具体课文的字词句已经淡忘，这些对我们的思维和认知仍旧有着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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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江苏连云港的一所学校聚集了许多在夜间自习的高三学生
当知识转变为素养
回看历史，就会发现我们所在的2003届文科实验班正好处于一个语文教育激烈变革的年代。它也因为提前进行了前沿摸索，而成为一个可供观察的样本。当年坐在教室中的我们并不了解，1997年由《北京文学》登载的一系列作家和教师反思语文教育的文章，开启了一场世纪之交的社会大讨论，语文教育深陷于被讨伐的漩涡，缺乏人文精神的培养、扼杀学生个性思维和教师单一讲授方式这些现象受到批判。我们的语文老师朱建军更像是针对这场讨论，给出了自己实践方面的回应。
我所经历的曾经属于文科实验班特有的一些教学方式和活动，后来也在普通班和其他学校得到推广。后来担任师大二附中教学处副主任、文科实验班负责人的李煜晖告诉我，2003年我们毕业的当年，就有了一次全国普通高中语文学科课程标准的修订，课程目标从之前的讲求“双基”，也就是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升级到了“三维目标”，即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和情感态度价值观三项。
“但这样的课标描述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情感态度价值观作为一种内隐的目标，在现实教学中难以贯彻，因此有必要采用新的概念体系来描述，能让‘三维目标’统一起来。于是学界近年来引入了素养（Competence）一词，其中用以解决复杂问题、满足重要需要、能引领带动人整体素养水平的称作核心素养，即那些能够适应个人终生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李煜晖说。
最终，落实到语文科目里有了四条关键的学科素养：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2017年开始推行的新版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就是关于在高中阶段如何让四种素养得到发展，它也成为高中语文学习的内容和目标。高中阶段学语文到底是为了学什么，就有了更加准确的描述。
师大二附中高中语文组教研组长陈立今告诉我：“今天还能够想起来的高中语文课的内容，多半都是知识沉淀成为素养的部分。所以说，素养是一种更加深远长久的东西，当时并不能马上看到效果。对于许多同学来讲，他们大学时的专业都不会是中文系，高中就是最后一个系统学习语文的时期，也就决定了未来人文素养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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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7日，全国高考第一天，北京陈经纶中学考点外的考生和家长（视觉中国供图）
如何阅读？
作为输入和输出的两端，阅读和写作是语文学习活动的核心。阅读又是写作的前提。并不是所有的学生对文字材料都有天然的阅读兴趣，这就需要语文老师成为桥梁，帮助他们建立联系。
我熟悉的另一位重点高中的语文老师告诉我，她认为文本的意义不在于文本本身，而在于文本和读者之间建立了联系，文本对读者的生命发展产生了意义。教师设计学习活动很重要的部分是设置对话场，在这个教学场域里，学生能在老师的帮助下，通过和文本对话建立文本与自我的关系，从而发现文本对自我的意义。这位老师所带的学生许多都在理科班，有的学生入学时完全不喜欢语文，也有的被之前的老师定性为不适合学语文。她记得曾经教过一个喜欢古典音乐的初中男孩，语文学习表现消极怯懦。有一次课上男孩被提问，他站起来沉默很久，在老师的等待和持续追问下，男孩找到文本和他喜欢的舒伯特《未完成交响曲》共同的感觉——开头冰冷，之后逐渐温暖，并从文字中找到感觉的依据。那次回答让男孩收获了全班的掌声，也让他找到自己和语文之间的联结，之后他的语文学习面貌一新。
激发了学生对文章的兴趣后，单个文本的细读是少不了的。这也是师大二附中语文特级教师何杰日渐悟出的道理。他当年教授我们邻班的语文课，正是30岁上下的年龄，特别能跟学生打成一片。但他的回忆，却是从事语文教学一段痛苦的瓶颈期。“那时候我喜欢讲文章写作的背景知识和文化知识。课堂上热闹，学生听着也开心，但只要有测验，就会暴露出他们的阅读能力不行。”何杰对我说。
文章中的文字包含作者的所指，也有更大范围的能指，考场上阅读理解的答案更多是对能指的限定达成的一种共识。何杰感到，一定要带着学生去做细致的文本分析，才能让学生看到文字中隐而未现的东西。“就好比我讲莫泊桑的《项链》。这是一篇在英语教材中也会出现的课文，学生对它的内容好像都很熟悉。但我基本会一字一句去讲。《项链》开头，说‘她也是一个美丽的姑娘’。为什么‘也’字用得很恰当？那是因为作者暗示她同样有追求美丽的权利。”这种得到答案的过程又是启发式的，要让学生自己去接近这个结论。
除了默写的题目外，高考试题并不涉及具体的课文，这就给语文老师在阅读篇目的选择上提供了极大的自由。课本里的课文多涉及精读，但仅仅阅读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如何有效地补充进来其他的阅读材料，就成为每位老师都在探寻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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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大二附中教学处副主任、文科实验班负责人李煜晖
李煜晖采取的是“专题教学”的方式，串联起教材篇章和其他课外内容，这来源于他对单篇教学方式的反思——就像教材中常被选用的先秦诸子、李白杜甫、唐宋八大家、鲁迅等人物的文章，它们分布在不同学期和单元，老师就需要重复讲解一些涉及作家生平、思想和风格的内容，是一种课堂资源的浪费。将它们割裂开来，也无从让学生认识同一作家不同作品之间以及不同作家作品之间内在的联系。
李煜晖最早的专题教学实践，就从学生一向畏难情绪最为严重的鲁迅作品开始，先应用在了2015届的文科实验班的课堂上。从教材中的《范爱农》等四篇回忆性散文为起点，先做单篇鉴赏，帮助学生从激发的问题里提炼可以写作的题目；过渡阶段则是让学生将四篇中任意两篇进行比较阅读，或打通四篇进行整体研究；最终学生可以在推荐阅读的鲁迅其他散文、杂文和小说中再做选题的申报。
李煜晖帮助学生生发出能够进行深入研究的核心问题，好比有的同学问到范爱农与“魏连殳”“吕纬甫”等小说人物的关系，就能适时引入文学理论中的“创作原型”概念，鼓励对方把这些人物串联起来，再和鲁迅本人的生平经历相结合。
2015届文科实验班的学生翟心格还记得高一入学后，初次接触到专题学习的艰难。“最初阅读完文章后没有反应，不知道怎么抓住一点来表达观点和提出问题。交的作业更像是老师话语的总结。”她对我说。通过不断和李煜晖交流，她发现她个人对历史的兴趣是可以和鲁迅作品的研究结合在一起的。那时她从别的学校来到高中，对初中有种留恋，在鲁迅对故乡的书写中找到了情感的共鸣。她注意到鲁迅以故乡为题材的一系列作品都写于1919年到1926年之间。故乡的风物在鲁迅笔下多表现出温暖留恋的一面，而无论是鲁迅的个人际遇还是国家时代的大背景都很沉重阴郁。虽然李煜晖评价她把这种鲜明的反差归结于“讴歌理想中的故乡，实际上也是对现实的批判”有些牵强，但对于翟心格而言，那篇用心写就的3000多字文章，是一种学术性思考的开始。
李煜晖认为，以这种专题教学的方式推进阅读，很符合高中生的身心特点，不仅适用于篇章教学，也适用于群文或整本书。“高中生不像小学生，他们的兴趣经过了从‘广’向‘专’的演变，是相对定型的；高中生的个性也更加多样，每个学生会呈现出不同的喜好；高中生的自我意识增强，想要表现自己，去接受更富于挑战的任务。专题教学的方式最终归结于两个关键词，‘自由’和‘学术’，学生能够自由选择话题，表达言之成理即可；同时这种自由也不是肤浅和漫无边际的，它需要一种以研究为中心的学习，你需要像个成年人一样庄重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和表述观点。并且在阅读教学中，写作能力也得到了锻炼。”
“古人强调的‘以读代写’，阅读提供的是知识积累和表达动机。你不知道写什么，在阅读中就能够发现问题，从而有写作欲望。”不仅是学术文章，李煜晖在教《史记》专题时让同学以同样的体例去写民国单个人物的传记，在教《余华》专题时让同学去创作小说，都是从阅读向写作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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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零一中学语文老师刘丹妮
怎样写作？
在以写作为主的教学中，北京一零一中学的老师们还有另外的经验。2007年开始，一零一中学就不断涌现数量耀眼的高考满分作文。2007年有6篇，2019年有3篇，中间的年份加起来也有几十篇不止。我找到带出过7篇满分作文学生的语文老师刘丹妮，她表示虽然对这些学生的名字如数家珍，但是并不想强调这个现象。“这当然是馈赠给孩子的一份厚礼，但那些没有得满分的同学也同样优秀。要知道有一个优秀的群体，才会在高考这种充满偶然性的时刻，出现满分作文的个人。夸大满分作文，会导致老师和学生都对这件事情特别执着，并有一种功利的心理。日常很多有关作文的训练其实都算是‘无用之用’，能写出好作文，过程要重于结果。”
刘丹妮把高中三年里的文章训练分为创意类和应试类两种。“创意写作主要打开学生的视野，让他们尝试不同的语言风格，体会不同的语言节奏，享受自由创作的快乐。”创意写作的类型是五花八门的，有时纯属灵机一动——比如下午上语文课学生们普遍有些疲倦，刘丹妮就会让大家到校园里逛上一圈。回来后，她会突然布置任务让大家把刚才的见闻写成短文，这也就能看出谁的观察力更敏锐。“但这种游戏只能玩儿一次。”还有时她会让同学们互相以对方的名字为素材来写诗，或者以“罗生门”的方式来对历史故事进行演绎，还有通过去打工子弟小学支教来完成一份社会调查，或是用口述记录的方式去完成一份“我的家族史”。“在这一过程中，所有文学体裁都尝试了，学生在一种‘不舒适’的感觉中突破了自己原有的舒适圈。”
和很多学校一进入高中就训练学生写议论文不同，在高一时，一零一中学仍然让学生去写记叙文。“这是让同学们从初中到高中能逐渐适应，也是因为记叙文能提供更多的创意空间。这种写作又不是同水平的重复，而是让学生在故事安排上有所选择，也能呈现出认识的增长。”她给我发来一篇学生写于高一的习作《归来》，那是她当时看到惊艳不已给了满分的习作。它写的是妈妈终于能够带“我”从北京回到东北老家过年的情景，“不仅白描了兴奋，还包含了对漂泊在外的中年女性的理解，她们比男性承受了更多的苦痛”。在刘丹妮看来，16岁到18岁之间是感性减退与理性上升的年纪，能把记叙文写好是要有一点儿文学天赋的。尽管每年高考，记叙文都是较少人走的路，也不容易得高分，但假如孩子在这方面展现了灵性，是需要格外去呵护的。呵护灵性，不只对记叙文创作产生积极影响，也会对议论性文本的创作能力进行提升。三年后，《归来》的作者在2019年高考中获得了作文满分，她写作的文体正是议论文。
应试写作训练，是规定命题、限制时间、要当堂完成的作文，有规律地隔周练一次。从高中练习的整体数量来看，议论文文体练习较多。尽管每年的高考作文题都会得到热议，但刘丹妮不会让高一和高二的学生过早接触真题，而是代之以有难度梯度的练习设计。
“这是考虑到他们的阅历和知识都达不到相匹配的水平，无法最大限度地发挥真题的价值。”议论文主要考验的是学生是否能够有理有据、条分缕析问题。原一零一中学的语文教研组组长、现为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语文教研员的田圆告诉我，一零一中学有一项很好的传统，就是高二以后要求学生来做新闻事件的点评分析，这是和议论文写作水平的提高直接相关的。“点评可以分为不同形式的活动。一种是各班利用剪贴的新闻来办报纸。是否对同一话题进行了深层探讨和多面观察，决定了报纸的印刷数量。老师再根据最受欢迎的话题来拟定作文题，学生展开述评。还有一种是学生上讲台去讲对某条新闻的理解，第二周再对所有讲解投票，挑出热度最高的那个来做议论文写作的题目。大家就知道什么样的素材能够引发更多的思考，也了解怎样从不同的角度接近同一话题。”
有了这些训练，应对高考作文便能水到渠成。到了高三阶段，刘丹妮会帮同学总结写作技巧，不过都是基于每个同学之前已经形成的写作方式来做点拨。她极力反对“宿构”，也就是不论什么题目，都把事前准备好的素材填入其中。“这样学生一看到作文题，就会放弃对它做思考，变成了怎么去用已有材料牵强地和题目产生勾连。我对每位同学写过什么都很熟悉，要求他们一定不要去重复自己。”
刘丹妮提到的2016年一篇满分作文《“老腔”何以令人震撼》，就是完全临场即兴发挥的佳作，体现了思维的层层深入。那位名叫李吟秋的学生后来写了一篇名为《我这三年》的文章，回忆她高中在语文学习上的心得，最大的收获就是在读和写之间，明白了“思”的重大。她谈到刚入学时的创意写作中，交过一篇词藻华丽的现代诗，因为没有思想显得空洞无物，只得了一个平庸的评价。而三年里刘丹妮经常发给他们天文地理、文艺批评、中外小说、哲学书籍的选段，刺激他们表达感想，就是不断加强“思”的能力。李吟秋逐渐明白不用纠结提高她并不擅长的文采，当思维水平提高后，作文的品质自然提升，文采倒是其次了。
超越高考
如果高考成绩平平，说明语文素养有问题吗？田圆讲起了他的一位名叫常瑞阳的学生——高中三年记叙文和议论文都写得不错，经常被选作范文。尤其是记叙文，常有灵光一现的时刻。高一时田圆给班里布置记叙文，题目叫《凡人X事》。常瑞阳仿佛是做文字游戏一般起了个标题《凡人没有事》，讲的是班上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人，一次非常积极地报名参加运动会，想着能够取得名次风光一下。没想到另外一位“学霸哥”上场，转眼就吸引了观众全部的目光。最后这位“凡人”筋疲力尽地躺在草地上，悟出来一个道理，就是“凡人没有事”。班里的同学一致觉得这个构思独树一帜。
2014年的高考作文题是围绕“老规矩重提”自拟标题写作，常瑞阳发挥成一篇《老话儿》。“‘老话儿’太过宽泛，就不仅仅是指老规矩了。高考后他把作文的提纲发给我，我说要改成‘老理儿’就好了，一字之差。”田圆说。这种写作的偏离导致了常瑞阳当年语文考试的失利。他之前根据模拟考试的成绩只报了中国人民大学和南开大学，最后都没有被录取，又准备了几个月后就远赴美国留学去了。田圆告诉我，在高考中折戟沉沙的经历，并没有减损常瑞阳对人文类话题饱含的热情，这是最难得的。
常瑞阳现在正在美国读研究生。他对我讲，他当年之所以坚持“风险更大”的记叙文写作，是一直以来相信自己的情感更丰富，对文字的感知力也更加敏锐。尤其是一零一中学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很认可他的文章，这让他从未想过去迎合高考作文更为主流的评判口味。“身边写记叙文的人不多，田老师常鼓励我去和其他写议论文的同学交换意见。在思维上两者不存在高下之分，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当别人在追求‘忘言尤欲辩’的时候，我喜欢‘欲辩已忘言’的意境，将观点和情感精准地糅杂在小小说或者散文当中。”在高考上的挫折让他很长时间都对那场考试有一种如梦如幻的距离感，并且一度沉浸在自我怀疑的假设当中：如果高考能够正常发挥，是不是就可以证明三年来努力方向是对的？如果能够捧着一个作文满分回来，是不是也能昂首挺胸地告诉老师和同学，他们当年对他的赞许并没有错？
常瑞阳真正能够客观认识高中语文教育为他带来的影响是在读了本科传媒专业后几年。“比如本科课前常会布置大量的阅读材料。高中培养的对复杂文本内容的梳理和文章大致内涵的整体掌握，能够帮我‘速刷’课前阅读，迅速做完笔记，不用花太多精力就能对很多内容侃侃而谈。而有些同学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达到对阅读材料同样的理解程度。传媒专业的作业经常是以小组为单位来完成，需要分析材料来产生观点。但我发现同组的很多中国同学经常会‘划水’，不是因为偷懒，而是因为没有思路。就像我们做社交媒体研究，有个概念叫做‘说服’。要是内容创造者都没有观点，何来说服别人？”
这些明显优于同辈的地方，让常瑞阳看到除了那一纸成绩以外，从语文学科所得到的赠予。每年北京高考作文题出来的时候，他几乎都要在朋友圈发表自己的见解，今年二选一中的题目《一条信息》因为和他研究生所关注人机交互方向有关，让他特别感慨：“媒体上的信息可能被污染，碎片式的传播对民众来说要去拼凑真相也是个考验。语文学科能更好地帮助人们去理解和表达，对整个社会发展都有建设性。”
对于刘丹妮来说，送走一拨高三学生不意味着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些已经进入大学的学生很多都会和她交流阅读的感受，互相推荐书目，也会把最新的文字作品发给她看，询问意见。她在2004年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来到一零一中学，带过文科班也带过理科班，印象里只有两位同学选择了中文作为专业。更多的时候，她看到的是她的学生们选修人文类的课程，以及通过其他的方式去自己探求。“我培养了他们进入这个世界的兴趣和方法，这就已经足够。”
（感谢任萍、孟琢、李倩对本文提供的帮助；实习记者田钟灵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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