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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冬天，中国570万考生走进了曾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1978年春，他们中的5%（27万人）走进了各大高校的校园，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恢复高考后首批大学生入学40周年。40年间，一批又一批大学生已从奋进的青年变成了睿智的长者，中国也发生了改天换地的沧桑巨变。
又是一年高考时。高考变迁与人们命运转折有怎样关系？高考制度之于我们国家到底有怎样的意义？站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间节点回望高考，更有别样丰富的内涵。
见证中国高考的时代变迁
1977年10月，23岁的牛大勇从湖北襄樊的五七干校调往河北一个工厂，做汽车修理工。路过北京时，他从亲戚处得知，要恢复高考了。“我已经多年没上学了，初高中基本都没怎么学，高考怎么考啊？”牛大勇虽然心里没底，但还是在亲戚的鼓励下，带着四处搜罗来的初高中教材到了太行山里的一个小三线工厂报到。
牛大勇认为自己刚来车间就想着参加高考，与工厂勤奋工作的作风不符，心理上很有压力。“所以我白天努力工作，但一下班就什么都不顾了，看书学习、温习功课直到深夜，第二天起床后再抓紧时间看一会儿，就匆匆忙忙去上班，真是争分夺秒。”
如今，牛大勇已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回忆起当年的高考，他依然感慨万千：“那时人心思变，改革开放刚要起步，恢复高考给了流落到社会各个角落、家庭背景和人生遭际各不相同的一代青年一个公开、公平的机会。这不仅把人们重新引导上求学若渴的正道，而且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造就了一代中坚力量。”
随着时代发展，高考制度也在不断变化。1999年参加高考的杜创然，现在是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实验高级中学的一名语文教师。他的命运因为那年的高考制度变革而改变：
那一年，教育部开始推行“3+X”科目考试方案，杜创然的家乡广东省成为试点；那一年，中断多年的生物和地理重新变成了高考科目；也是那一年，高考志愿填报从考前填报变成了考后填报。尽管考后填报志愿给他的高考经历带来一丝波折，但杜创然依然觉得，“这比高考前填志愿更有指导性，也更加合理了。”
然而，对杜创然影响最大的，还是1999年刚好赶上了中国高校第一次大规模扩招。当年全国的招生人数从1998年的108万增加到了160万，整整增加了52万人。“因为那次扩招，我们宿舍9个人没一个落榜，或好或坏，大家都顺利地上了大学。”杜创然说。
2003年，中国高校自主招生时代大幕拉开。如今在北京一家央企工作的黄先生正是受益者之一。2005年，就读于湖北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黄先生因成绩优异，获得了参加中国人民大学自主招生的名额。他还记得当时的报名材料需要一份个人申请，展示自己的申请理由、性格特点、爱好特长、相关专业学习研究经历、学习能力、未来规划等情况，“为了给老师留下好印象，我先写了个初稿，老师和爸妈帮助修改了好几次，我才端端正正地把它誊抄在一张纸上，心里既紧张又期待”。
当年冬天，黄先生来到北京参加考试。他回忆说，面试时老师问了一个关于教育改革的问题让他十分意外，“我就教育改革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具体建议谈了些想法”。最终，他顺利成为中国人民大学自主招生资格生，享受人文科学实验班降10分录取政策。通过参加2006年高考，黄先生如愿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黄先生表示，参加高校自主招生其实是一种锻炼，让自己对大学的认识更加深刻。
承载为国选才的重大使命
所有的故事总要有个开头。1977年恢复高考，这样一场惊天动地的变革是如何发生的呢？
著名教育家、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告诉记者，恢复高考最直接的动因就是国家对人才的渴望。
顾明远说：“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一缺资金，二缺人才。要资金，就得开放，引进外资；不仅引进外资，还要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但引进技术以后，谁来承接这个技术呢？必须要靠人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同志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是关键，教育是基础’。可见作为选拔人才工具的高考有多么重要。”
的确，在许多关于恢复高考的重要历史文献中，我们都能感受到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求贤若渴的心情。
在1977年5月所作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要讲话中，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科研人员美国有一百二十万，苏联九十万，我们只有二十多万。”这个美苏中三国“120∶90∶20”的数据，在邓小平同志之后的讲话中被反复提及。
中国科学院院士潘际銮，曾任中国焊接学会理事长、清华大学机械系主任。1977年8月初，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潘老就是与会代表之一。
据潘老回忆，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何东昌在会上发言说，当时清华大学招收的工农兵学员文化素质参差不齐，很多人只有小学水平，到校后还要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当即插话说，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邓小平同志的讲话表明，为现代化建设储备人才刻不容缓，恢复正常的高考选拔制度已经势在必行。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无比正确的决定。1980年到1982年间，1977年、1978年考录的共67万多本专科大学生陆续毕业，成为改革开放后所选拔、培养的第一批优秀人才，为求才若渴的中国社会注入了一股新生力量。当时流行的一句顺口溜叫做“金77、银78”，对当时人才稀缺的中国社会来说，这些大学生们像金银一样珍贵。
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介绍，恢复高考后3年入学的90多万学子毕业后成长为各行各业的骨干，这批人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推动力和社会发展的支柱力量，“中国的经济起飞和高考制度有着重要的关系”。
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制度
除了选拔人才，实现社会流动、促进社会公平也是高考制度的题中之义。在恢复高考40多年的历史中，从来不乏寒门贵子的佳话。
中科院院士、北大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张平文仍清晰记得，年少的他为减轻家中负担，走街串户卖冰棍的情景。因为家境贫困，一家人全靠父亲种田糊口，张平文几乎不敢憧憬自己的未来。
1984年，高考成绩全省前十的张平文被北大数学系录取。“在那个年代，如果没有高考，很多像我这样农村地区的孩子可能走不出来，更不可能做学问。”张平文说。
对贵州省招生考试院院长周宝英来说，高考不仅是一次考试、一项制度，更是一种意义深远、蕴含丰富的精神，一种为理想奋斗的精神，一种公平正义的精神。
“高考制度本身以公平为导向，体现的是唯才是举，是‘不看老子不看面子不看票子看卷子，不拼爹不拼娘不拼关系拼分数’。在高考制度下，每一位公民都能够在同一个平台上去努力、去竞争。”周宝英说。
在顾明远看来，高考这种不论家境不论出身，人人皆可成才的公平性，可以视为对中国科举制度的某种延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让普通人也能通过考试实现向上流动。高考如今也成为了保障人才流动的机制。”顾明远说。
“高考同时还促进了教育公平。”顾明远认为，教育公平不是教育的绝对平均主义，而是教育机会的公平、教育过程的公平。“在我看来，给每个学生提供最适合的教育，就是最好的教育、最公平的教育。”
40多年来，高考始终佐证着“知识改变命运”的信条。高考制度的存在，使全社会形成了一种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的风气。高考让广大人民群众相信，通过努力学习知识，就可以通过高考进入大学深造，从而改变自身命运，使未来更加光明，人生更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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